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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文学作品 2019-05-23 08:40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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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用太多的人、文、诗【澳门威斯尼斯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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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是一本由罗孚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5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京十年》读后感:文人的裹脚布

2016年末,因为大白的标记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这本书,看了辑一觉得没意思就放下了。今年重新拿起来,看辑二很觉无趣,紧接着看辑三,心里对这本书的排斥情绪愈发严重。回过去看辑一的最后一篇《诗人荒芜的悲剧》最终决定放弃阅读这本书。

拿辑三来说,作者引用太多的人、文、诗,来分析周作人投敌是否是受到共产党的授意,从而说明他到底是不是汉奸。也用同样的行文方式,写了太多周氏兄弟失和到底是因为鲁迅调戏弟媳抑或因为弟媳有神经病。我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如此庞杂的探究过程,除了让我心生厌恶外再也不会产生别的效果。

再说说《诗人荒芜的悲剧》。知识分子之间的所谓诗写得好,绝大部分都是互相吹捧,好比两个很胖的女人见面后说:“你最近又瘦了。”——瘦个屁!文章里引用、讲解了他的很多诗,看得我忍无可忍。

其实这本书的重头戏不是那些,而是知识分子在政治的裹挟下的悲惨遭遇。我对这点有些兴趣,更想知道知识分子在毛的政治思想统御下,如何影响革命的胜利、政权的建立——反正重点不在同情知识分子方面。可惜这些作者几乎没怎么说,我估计他也说不清楚。

政治、军事是实操性、危险性极强的领域,不是读读历史故事、思想典籍就能了解或掌控的,很多想法都是知识分子的自以为。他们尽管可以著书立说,终究一事无成,用不了多久书便会随生命的终结而消亡。博学的人大多很平庸,少数留下的有价值的思想,极有可能被利用或修订,成为另外一番模样。说到悲惨,谁不惨?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占尽了便宜,他们会把自己的遭遇作成文、出成书,引起一定的同情。但谁在叙述自己的时候,是绝对公正没有篡改细节的呢?我不信。就算真惨又怎样?惨的人多了去了。比如,你的伤痛遭遇被媒体报道出去,于是得到很多同情,但没有被曝光的伤痛遭遇更多更多,那些人怎么办?

这本书570多页,给我的感觉就像传说中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作者要是写短一些,不要把那些破诗分析来分析去,我还能看得进。

《北京十年》读后感:跟潘汉年相关的一点口水回忆

快六百页的书,从头到尾读完了。因为是零散读下来的,感受也很多很杂,记忆也回到很久之前。

最初对这本书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书评说,里面有不少谈潘汉年的文字。知道潘汉年的名字,是因为中学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潘汉年》。因为住校,只能每周回家看一点,断断续续,情节和内容漏了很多,也不大懂。可是,也许是因为演员王华英的表现太出色了,也许是因为潘汉年的一生太传奇也太悲剧,王华英塑造的那个“小开”老潘,怎么也忘不了。那时候没有网络,也再没见到这个电视剧重播。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有本纪念潘汉年夫妇的《零落成泥香如故》,赶紧去书店找,却总也找不到。来北京读大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去逛闻名已久的“风入松”,居然发现了这本《零落成泥》,真是万分惊喜,连带对风入松也有了特别的感情。不过,这本书里的纪念文章,总让人觉得有点云山雾罩,用罗孚转引荒芜的话说,“越读越茫然”。《北京十年》里,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都给了辑四,”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有人说,罗孚一直对自己当年的间谍罪保持沉默,写潘汉年,多少有点自况的意思。也许吧。但是,看到有人仔细清楚的梳理潘汉年冤案的始末,这是令人高兴和佩服的。罗孚提到,很多纪念文章都只是在讲潘的为人、轶事、工作,“却没有接触到他的冤案本身”。大概罗孚没有说出的是,自己也许并不是最有资格谈论潘汉年的人,却愿意也敢于触及这件高层不愿提及、世人知之甚少的冤案。平心而论,罗孚的文章写得比较粗糙,但是他写得很坦诚,或者可以说很激动吧:“那些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一定要把潘汉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力量,岂不是太可怕了么?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不是一种由某些制度带来的力量?”类似的段落还有不少,也出现在讨论其他人物的篇章里。不算太深刻,也自然没有答案,但是坦诚的追忆那些人、反思那些事,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

除潘汉年有关的文章外,还有很多看点和八卦,不一一细说。也很想看看港版,对比一下大陆被删掉的地方和篇章。最后,这本书的编辑简直糟糕透顶,很多明显的错误都没有订正,错字不少,删句的地方也很明显,有时候简直到了读不通的地步。打四星,因为编辑。

《北京十年》读后感:两个版本的《北京十年》

对于我这一样一个80后生人来说,知道“罗孚”名字的时间不会超过5年。毕业后有幸进入出版行业,因“跟班”之便,偶于饭局茶局之隙,乃得闻“罗孚”之名。然其时言者蜻蜓点水,应者讳莫如深,让我这个人后生倍感罗孚先生的“神秘”。

近期中央编译社七卷《罗孚文集》付梓告竣,终于为我一揭罗孚先生的神秘面纱,让我得以一窥这位集报人、作家、“间谍”多种身份于一体的出版前辈的生涯心路。

曾忝为出版业中人,自然对文集中所载两岸三地的出版逸闻、书人书事倍感兴趣,读来亦获益匪浅,大呼过瘾。但是最让我回味的是文集中的《北京十年》。

《北京十年》一书是罗孚因“美国间谍”罪名而获刑在北京“被软禁”十年间的生活点滴、见闻阅历和感触反思。按照罗孚先生自己的说法——其实是“北京十一年”,是从1982年到1993年,被官方安上“史林安”这个掩饰身份的名字,在“赎罪”阴影下隐没繁华市嚣里的生活。(题外话:罗孚先生幼子罗海雷近日在香港出版《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以资料搜集和访谈形式,尝试澄清其父的“间谍”冤情。)

笔者手头上有两册《北京十年》,分别为天地图书版和中央编译版。前者仅300来页,后者则是厚厚的近600页,而比对两个版本,相同的文章只有二十余篇而已。

两个版本所写的文化界和政治圈人物众多,不少名字响当当而饱历劫难,罗孚从人事遭遇的唏嘘感触引伸至时局幻变的险恶慨叹,也是作者自况的隐约写照,叫人读来不得不掩卷沉思。书中写人谈事的篇幅一般是三数则,点到即至。不过,中央编译版本特别以专辑形式,较详尽议论几个人物和几宗事件,包括:“辑二:胡风集团人和事”(北京版第253-347页,共27篇);“辑三:我所知道的周作人”(北京版第351-432页,共10篇);“辑四: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北京版第435-571页,共28篇)。这样的编排可说是作者别有用心。

罗孚先生提及“6 4”的文章固然只可在香港版本选录,原因不言而喻,而他对潘汉年19年的沉冤着墨最多,颇有顾影自怜的心意。道尽始末详情,暗指共产党中人寡廉鲜耻和心狠手辣,旁及党团专制和腐朽的祸根。

罗孚先生的一生起伏波折,读两册不同版本的《北京十年》如同遍读了二十年的世道百态,值得深深咀嚼和细细回味。

《北京十年》读后感:罗孚《北京十年》读后

罗孚是谁?一位香港报人,曾经在《读书》上介绍香港文学的作家,一位与两岸三地都有交往的作家,催生现代武侠小说的功臣,金庸与梁羽生的好友,这样一位人物,为何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

一位香港报人,为何以《北京十年》为题?罗孚虽然是香港人,却是被党派到香港去做统战工作的,这有别于倪匡是被迫逃到香港为生,因此他虽然寓居香港,却能够与各方人士交往,结交各方宾朋,办报写文如此三十载,没有经历在大陆的各种运动,能够安然生活到如今,这真是一个异数。但是,正因为在香港呆久了,生活惯了,就不免想要表达一下想法,结果自然不免被穿小鞋,流放到京城化名柳苏,取柳宗元苏东坡流放之意。

说了半天了,书中究竟谈了写什么?生于二六年的罗孚,身处文坛如许多年,怎能没有一些朋友呢?于是乎,幽居北京之际,只能托笔寄情,怀思往事。当然,这些往事是对于我们而言,对于他来说仍为史实。他写胡风案的往事,写潘汉年的往事,写聂绀弩的往事,写的都是他人的往事。有人问,为何北京十年,却不曾提及自身,答曰他人何尝不是自己,自己又何外乎他人?

作家一支笔,寄情闲思中,胡风作为鲁迅的学生,在文坛颇有声望,结交也很多,但正因如此,不想为此大批作家学者,因文章书信而遭受苦难。而作为风暴中心的胡风,却能够活到平反昭雪,也算是异数了。因胡风而罹难之人,如张中晓则早已魂飞魄散,怎能想到如今光影。贾植芳与胡风通信,遭受卅年冤狱,八十年代却能够重回大学,经历岂不妙哉?梅志与胡风携手,渡过风雨艰辛,将冤狱经过记录下来,化为青史。即便胡风死后,却仍旧戴着帽子,以至于追悼会,文化部还想将其盖棺论定,幸得家人与友人坚持,才得以免此身后之祸。至于,追悼会上的挽联,亦多有妙笔,此处就不多言了。

至于潘汉年,这位党内的奇人,因高饶事件而遭奇冤,生平皆不能详,而罗孚亦为党之卧底,观潘氏之死,岂能无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撰文述潘汉年之行状,表奇人之伟业。于潘夫人多有哀矜之情,以港商之千金,而愿为潘汉年守节,夫妻皆死于文革,致死不能用真名下葬,闻之者岂不哀哉!苦茶案,潘汉年遭冤狱时,组织曾劝潘夫人离婚,可以回香港定居,而潘夫人却愿与夫君一同将牢底坐穿。观革命往事,而睹今日明星劳燕分飞,感慨良多!

聂绀弩的打油诗,是罗孚帮助其收集整理注释,并在香港和大陆出版发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作为作家罗孚欣赏的不仅是聂绀弩之诗,而是背后之奇节。若无文革之风,又何来如许风骨,所谓疾风知劲草!关于聂绀弩的经历,国内已多有撰述,我就不必多写了。这里稍微提一下,他对于曹聚仁的评价。同样作为鲁迅的弟子门人,聂绀弩是相当不齿曹聚仁的为人的。毕竟后者曾经做过蒋经国的笔杆子,随军记者。因此,聂绀弩没少在诗中打油嘲讽。但是,他估计是不知道曹聚仁也是组织派到香港做卧底的。因此,此类文章多属误伤友军。

罗孚说自己的经历没有什么新奇,但是我们看到他结交的朋友,就很难说他生平庸碌。只不过,与他这些朋友九死一生的经历相比,罗孚的一生是显得有些平淡,甚至是毫不出众。但他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是作为文坛中的经历者,看到了如许多的红尘往事,又怎能说得上是平凡无奇呢?

《北京十年》读后感:精彩书摘

罗孚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陈子善

罗孚先生是香港报人、作家,但我认识他却是在北京,时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间,也即他蛰居北京的第五年。

那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大概因为我已辑印了《知堂杂诗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书社初版),又在编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因此应邀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周氏兄弟学术研讨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与会者中有罗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蔼老人。

罗先生在会上作了《回想》的长篇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散会时我冒昧地提出能否会后拜访他,能否与他通信,因为我有许多关于周作人的问题要向他请教。他一口答允,并当场写下他的住址,只是告诉我,如果去信,收信人必须写“史林安”而不是“罗孚”。

其实,罗孚也好,史林安也好,对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而叉神秘的。我对他的辉煌过去只略知一丁点儿,或者说一丁点儿也没有,不能说不感兴趣,但我深知,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不该说的也不必说。老人家已答应我可以写信也可以拜访请益,夫复何求?

于是,我第二天就出现在他寓所的客厅里,也即他在《北京十年》开头几章中详细描写过的双榆树南里寓所。如果不是这次重读《北京十年》,当时室内的情景真的已不复记忆了.只记得我们一老一少,谈得很随意,也很尽兴,谈周作人谈曹聚仁谈叶灵凤谈香港文坛的人和事。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如沐春风,受益真的是匪浅。记得在离京返沪前,我还拜访过他一次,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还保存着不少周作人一九六○年代的手稿,这对我编选《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不啻是个福音。但是手稿在香港,他人却在北京,不知何时可南返,我想看到这些珍贵手稿的话,只能耐心等待。

作者引用太多的人、文、诗【澳门威斯尼斯人app】。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后五年多时间里,我与罗先生鱼雁不断。我每次进京,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去拜访他,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不受拘束。当然,他为何在京蛰居,我始终不触及一字。他离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访友叙旧,先在万航渡路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楼前新建的宾馆下榻,后又移至柯灵先生的“工作室”小住。这段时间里,我也曾多次陪同他。

罗先生知道我爱书如命,不断赠我他在北京三联以“柳苏”笔名出版的《香港·香港……》等书,尤其是他送我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毛边本,在第一集扉页上题字:“借故友著作送子善先生罗孚一九八八、四”,令我如获至宝。罗先生离京前一个月,我恰巧有事到京,刚走进他家门,他就埋怨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的书已有不少被别人捷足先取了,你赶快挑选需要的,再不拿就来不及了。记得我当时捧走了几乎全套的香港《博益月刊》等一大堆书刊,那晚罗先生特地在他住所附近那家《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颇有“来头”的饭店里请我吃饭,罗先生在席间谈笑风生。虽然后来在香港我还多次受到他盛情款待,但这顿饭至今还仿佛齿颊留香。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那时罗先生已经结束“北京十年”蛰居返港,我们在港再次重逢,倍感亲切。根据我的访学日记,在旅港三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先生见面竟达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录数则如下:

二月十四日上午访罗孚,畅谈文艺,中午罗孚宴请。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与罗孚、冯伟才见面,观罗孚所藏《药堂谈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大部分未发表,为意想不到之大收获。

三月二十日上午访罗孚,拍苏曼殊手迹照片,中午与吴其敏、罗孚、罗琅茶聚,与吴其敏笔谈。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亚书院云起轩的聚餐,并听罗孚演讲。

四月十七日晚鲍耀明兄妹宴请,罗孚、罗海星夫妇、陈胜长等同席。

五月二日下午访罗孚,欣赏罗孚藏画。

五月十一日晚罗孚宴请,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

五月二十八日晚常宗豪宴请,同席柯灵夫妇、罗孚等。

日记中提到的吴其敏先生、罗海星兄、常宗豪先生和柯灵先生夫妇都已经不在了。吴先生也是香港前辈作家,正是罗先生的引见,我与他有此一面之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罗先生一诺千金,我终于见到了他珍藏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手稿和一九六○年代的著译手稿多份。《知堂回想录》手稿厚达一尺余,他沉甸甸地亲自拎到茶楼,让我仔细翻阅。后来他把这部珍贵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周作人六○年代的其他著译手稿则全部复印赠我。其时拙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早已问世,我就把手稿中还没有发表过的十余篇提供给钟叔河先生编人他的《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了。当时我写了一篇《知堂晚年佚稿》记其事,我认为罗先生精心保存周作人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对周作人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自一九五。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用罗先生自己在《编者的话》中的话)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_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我一九九三年在香港访学时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颇受欢迎,也拜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以后每次到港见罗先生,都会问起《北京十年》,建议早日结集出版。而今,翘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经过整理终于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

《北京十年》读后感:抄了几条八卦

..最近两周,精读了罗孚先生的《北京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书印了多少册,版权页上没有写,但现在新书已经不好买了,可能只能去孔夫子网一类地方淘了。

1982年,香港《大公报》旗下《今晚报》总编辑罗孚被召回北京,随即被以“美国间谍罪”的罪名判刑十年。或是因为他香港媒体文化人的公开身份,或是因为他一直是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的秘密党员,或是这个间谍案从一开始就不那么证据确凿,罗孚在北京并没有被收监,而是在双榆树附近的居民区里居住,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限制。1993年,十年刑期已满,他回到香港,对自己遭遇的案子只字不提,直到2014年去世。

而在生前,他的《北京十年》等书就已经在大陆出版。《北京十年》里写了关于党内右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无数的历史秘闻,事关建国之前的战火纷飞,但主要是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书中不乏有对一些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高层人士的批评、嘲讽、蔑视。就是这样一本由“美国间谍”写的牢骚之书,竟然能在大陆出版,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罗孚的案子虽然目前官方并没有什么说法,但多半是冤案;第二,罗孚笔下的这些正面人物和反派,如胡风冤案、潘汉年冤案等的受害人和制造者,在今天几乎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冤屈、残忍和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思想界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澜了。在今天,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早就不是罗孚这代左派书生了,而是另有更“可怕”、更具摧毁性的他者,此是另话,不提。

但我却对《北京十年》里描写的八十年代的那批从浩劫中归来的幸存者一直很有兴趣。我喜欢那些没什么政治头脑的书呆子们。这大概是小时候看《光明日报》副刊、《文史资料选编》一类政协人大文史馆和民主党派们编的报刊杂志的影响,也是后来在大学里学现当代文学史时留下的兴趣。

罗孚被人熟知,一是他和金庸、梁羽生关系很好,据说金庸写武侠的动力,也有罗孚的一份鼓励。后来,他和金庸又因为政见不同,分别在《大公报》和《明报》互相笔战。多年之后,八十年代,左派的罗孚被软禁在京,他的对手金庸却因为大作家的身份成了大陆的座上宾;二是罗孚在京期间,为《读书》写稿子,推崇董桥,导致了后来董桥的流行。当然,董桥那种文笔,那种思想见识,我是厌恶的,此也是另话,不提。

但今天看罗孚,主要应该从他的立场去看,他是较为典型的“香港左派”,当年在著名的六七暴动时,据说和孩子一起去街头扔燃烧瓶。在大陆的红色恐怖十年,他在香港一直是喉舌,为这十年粉饰。直到林彪摔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才产生怀疑。话说,黄秋生也算是香港左派吧,至少黄秋生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就饰演一个港左的角色,这还是另话,不提。

因此,罗孚的立场决定了他不太可能对历史做一些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北京十年》里也没有什么批判,只是“讲故事”。他以如此忠诚的身份,却遭遇组织的不信任,内心郁结,可想而知,《北京十年》就是用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周作人、潘汉年、袁殊、胡风等等,在他眼里都是屈原一类——自以为无比忠诚,甚至不惜自污忍辱,以换取理想主义,但最终惨被君主抛弃——这当然说的就是他自己了。

所以,对《北京十年》,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说。不如,我摘抄一些内容。因为原文都很长,就不照抄了,概括主要内容即可。

1、范用在文革后办了《新华文摘》和《读书》,又想创办《生活》杂志,出版了试刊号,但胡乔木批示不宜办,这个杂志就夭折了。P47

2、聂绀弩的诗集被胡乔木看见后,很欣赏,就要去探望聂绀弩。聂刚从山西的监狱回到北京没多久,身体很差,听说胡乔木要来,非常紧张,以为又要爱批判,就极力设法阻挡他来,胡乔木却非常殷勤,非来不可,聂绀弩对人说,“这回恐怕大祸临头了”,没想到胡乔木来后一片赞扬。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给聂绀弩出版诗集,都排好版了,胡乔木知道后,毛遂自荐,一定要写一篇序。聂绀弩十分为难,就说版都排好了,胡乔木说不用担心,于是写了序,因为目录早就印好了,所以序就插在了最前面。聂绀弩最怕跟人提起这篇序,怕人家认为是自己找门路求的。

案:我以前读过聂绀弩的《聂绀弩诗全编》,非常喜欢,这本书很不好找,我是在以前单位的图书馆里找到的,有些书页都没裁开,看来是无人问津,却被我读到了。诗集前确实有胡乔木的序,我当时还想,这聂绀弩还挺有本事,混的不错啊,有人保驾护航。现在才知道这篇序后还有这么一段公案。P47-48

作者引用太多的人、文、诗【澳门威斯尼斯人app】。3、有一个时候,据说北京有三个什么都敢的人:吴祖光什么都敢说,刘宾雁什么文章都敢写,范用什么书都敢出。P49

4、楼适夷和自己的一位老熟人,为了冯雪峰有过一次笔墨交锋,各不相让。P55

案:这位曾给范用写信,欢迎罗孚去见他的“老熟人”,作者没有提到名字,其实是夏衍。

5、李可染晚年,文化部派了四个人到他家中,查问他卖画的事情,问来问去,结果李可染吓得心脏病突发,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P75

6、在玉渊潭偶遇黄永玉,一行要去北京饭店吃中饭,黄说“难得遇到你,难得遇到这样使人高兴的事情。”这件高兴的事情是邓力群没有选上中委,也就失去了掌控意识形态的可能性。P80

7、钱種书和杨绛彼此为对方的书题写书名,互相交换,从不为自己的书写书名。P96

8、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到了文革中,却又一次被提出来打周扬等“四条汉子”,而首先提出这件事来动手的,是阮铭。P111

案:这里的重点不是周扬,是阮铭。阮铭,十四五岁入党,曾在清华当团委书记,据说年轻时的志向是至少当个中委,后入中宣部。文革一开始,就和妻子阮若瑛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掀起了迫害的风浪,成了中宣部的造反派头头,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左派明星。但不得陈伯达赏识,1967年被下放到宁夏。文革结束后,以被迫害人自居,后被胡Y邦所用,任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参与了当时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包括一些改革开放的重要文件和“两少一宽”政策的制定等。但实话说,凡是在机关干过一点点文字工作的都知道,这些文件都是领导定调子,集体完成。后来,阮铭因发政治牢骚被举报,被开除党籍。88年赴美,97年赴台,02年入台籍,04年受聘台国策顾问,主张台独。此人有没有水平不提,但这种精明势利和毫无廉耻,恐怕是要写在历史上的了。

9、黄苗子为罗孚写的对联: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

10、常任侠在留日期间,和日本姑娘浅野元子结婚,后中日战争爆发,常任侠被强迫离境,夫妻被拆散,常任侠从当时一直寻找到八十年代,终于找到,但两人均已经是儿孙绕膝。罗孚又写:有人告诉他,常任侠和哪个女朋友欢好,都会记录在日记里。P172

案:不管怎样,常任侠和日本妻子的爱情故事还是蛮唏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就给日本去信去电报,但元子始终杳无音信,抗战结束也找不到。直到两人八十多岁才联系上。

11、1986年,朱光潜病危,家人忙送他去医院抢救,在北大忙活了半天却找不到车,等终于搞到一辆车的时候,耽误了,朱光潜逝世。同样,后来宗白华也是一样的情况,也是因为找不到车耽误了抢救而去世。朱光潜临上车时,迷迷糊糊,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我不要上学习班。”p196

案:倘若是校长书记之类的,恐怕不仅没有找不到车的担心,有点贵恙早就住进高干病房了。

12、胡风去世的时候,贾植芳的、孙敏的挽联是:

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

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的招牌。

因为过于直言,没有挂出来,换了一副。P260

13、潘汉年夫人董慧太令人感动了,她身为香港银行家的女儿,对潘汉年不离不弃,干的是掉脑袋的地下工作,还把父亲给她的几十万港币都捐给党。潘汉年蒙冤后,她本人并没有被判重刑,可她始终跟着潘,潘坐牢和出狱,她都厮守着。60年代,她的母亲想念她,想让她回香港,中央批准了,但她守着潘汉年还是不走。直到潘去世,而后两年她也去世了。潘去世后,她精神开始错乱,每天就念“他会复活的”。

《北京十年》读后感:一个人记录的历史

罗孚作品价值浅析

罗孚今天并不出很出名,但他在90年代声名显赫的文人圈子里以及对现代文学史感兴趣的中年读者中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他的书出版以后的反响还是好过预期。许多人记得他和他的文章,是因为罗孚在香港和北京涉足于交际甚广的文化人圈子,其中大部分人与事被他记录在文章之中。

当然,罗孚讲述的故事主角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是20世纪九十年代最为受人关注的一个群体,其历史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与罗孚一样多少是带激进思想的左派文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及左派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这群人怀着热诚成为新中国的文化核心人物。只是历史对他们的教训异常深刻,当他们用独立的思考来观察现实社会的时候,很快遭遇了一连串政治风波。

这是一个多年来忠于自己信念的人群,罗孚是其中一员。在这信念的鼓励下他试图尽可能完整地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做一个忠实、忠诚的历史现场观察者和记录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还很难完整地评估他对现当代文学多方面的贡献。当我们还在阅读现代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时;当我们对上个世纪创造力旺盛的一大批作家——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的著名作家作品发生浓厚兴趣时,罗孚的写作便有了特殊的价值,他是一个不仅见证也实际推进了两岸三地文学发展和交融的拓荒者。

20世纪90年代前后,罗孚写下大量作品的时代,与那个时代正好呼应的是两岸三地的文化、经济的交融变得活跃,凭借着一支勤奋写作的笔和一个清醒敏感、有判断力的头脑,罗孚默默穿梭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编织一张维系大陆与香港的人文地图,在创作者、评论者、传播者之间角色互换,还经常以此探索、澄清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疑点或挑明某些历史真相。

持续工作的结果是:超过150万字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还没有包括大量的书信和更为鲜为人知的诗作。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先生曾经讲述到,九十年代出版社需要引进港台更多优秀作品的时候,三联书店的第一任总经理范用先生早就与罗孚有相熟相知,已经计划出版先在香港引起轰动的巴金的《随想录》。后来沈昌文先生到香港,才发现罗孚不仅与大陆最杰出的作家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更是熟悉所有港台的优秀作家。这种独特的身份角色多少得益于1948年罗孚从20年代的文化重镇重庆转至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经历。四十年代前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纷纷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讦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一些共产党员如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革命的兴趣同样开始由枪炮演变为柔性的文学。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罗孚接触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扩大,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责在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作家艺术家理解新中国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的独特性。

1997年以前,在香港这种特殊环境里,罗孚需要在高尚的动机之下,兼具高超的沟通技能,充分理解文化与政治微妙的平衡关系、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自身规律。有时候,超越政治既是达到目的基本方式,也是追求真正的文学精神和历史真实所必须持有的一种客观态度。自然,对文学和新闻性写作的浓厚兴趣也使罗孚在特殊年代成为一个逐渐更为客观地观察和表现文学多样性的专栏作家。作为一个报纸编辑和记者,当年罗孚主持的香港《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也是因为对文学本身特点的准确理解,谁也不会料到1954年一场在澳门进行的香港著名的拳师比武将带出一代新武侠小说宗师的诞生。

但是如果罗孚仅仅催生了新武侠小说的诞生不足以让后来者还能重新记起他,他所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将自己的身份锁定在一个历史见证人、探索者的位置上,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罗孚在他的作品中重新登场。

罗孚激励金庸、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冲动,使人很容易忽视他的另一层面,那就是他所关心的并非金庸、梁羽生这样个别的作家。事实上他对文学自身规律有清晰的判断。80年代,大陆盛行鲁迅却看不到周作人作品,罗孚在他的文章《周作人其文》中写道:“周作人一生‘作’的这个‘人’是复杂的。早年,和鲁迅同时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后来,一个在杂文,一个在散文上各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后来,一个成了‘民族魂’,一个成了民族罪人。晚年的周作人,又在写作和翻译上作出了他独具一格的贡献。”

罗孚认为对“周作人不以人废言,他的作品是站得住的,有些而且还是站得很高的。”“不以人废史,他历史上早年那光辉的一页更不应抹煞,要不然,中国现在文学史就不够完整了。”秉承这一信念,罗孚在香港努力协助曹聚仁介绍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的发表和出版。这才使改革开放以后《知堂回忆录》成为大陆的畅销书。

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肩负着某种革命使命,同时又要在革命和艺术之间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关系并非易事。有时候革命既成为一种新文学的催化剂,也成为文学创作的致幻剂,有些时候还是文学的紧箍咒。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形下,保持清醒、独立的思考,对真正的文学创作有积极的贡献是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罗孚几乎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几十年的写作中积累了大量与文学创作有关的资料,以一种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一个个作家留下来他们生动的影像。其中夹杂着许多重要的史料。如介绍曹聚仁不仅写出了他的历史,还详细写出了曹聚仁是如何催生了那部著名的《知堂回忆录》的全过程。

罗孚写人就像对着人在画像,从不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他写的人很多,而且反复写,像叶灵风、曹聚仁、金庸、周作人、聂绀弩、秦似、董桥、林燕妮、萧乾等,如果把这些文章连续起来阅读,就出现了一个作家几乎完整的历史,他的过去现在、他的写作内容、他所经历的人与事,

如果不是罗孚奇特的经历——比如在北京被迫闲居十年,罗孚其主要贡献或许还主要在于记录、发表与香港有密切往来的中国作家,但他在九十年代那段突如其来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深入内地优秀作家的圈子与之频繁交往,留下更多关于这些作家的深刻印记,又转化为许多文章和故事。同时他也为逐渐开放的中国出版界引入了大量文学创作的新鲜血液,如三联书店出版港台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金庸、曹聚仁、叶灵风、董桥等人的作品、湖南出版周作人文集都直接与罗孚的引荐有关。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观点、立场和判断的新闻记者,罗孚不仅仅需要对九十年代前后社会政治历史动荡有积极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发挥了一个新闻记者敏锐以外更为重要的、深邃又不乏理性思考的洞察力,这使得他在不断发掘出许多更优秀的作家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正如陈子善先生所称:罗孚自己的散文创作丰富多彩,在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散文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散文不但产量多,而且手法多样。他关注时代风云,关注香港的社会现实,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于舒缓平实的文字中显现真知灼见。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在内地出版了《香港,香港 ……》、《南斗文星高》等书,用细腻生动的笔触评介香港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为内地和香港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深受内地读者欢迎。《凤兮凤兮叶灵凤》《金色的金庸》《香港有亦舒》、《你一定要看董桥》等名文不胫而走,传诵一时,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称道。”

罗孚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鼎盛时期的一个敏锐、缄默的耕耘者、传播者。与那些纯粹以个人创作的成就确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不同的是,罗孚几十年的工作连贯而系统地作为历史现场的观察者和笔录者出现:重要事件、人物、情节及背后的曲折故事的挖掘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工作内容,他仿佛随时准备将至关重要的历史钥节记录在案。除了白天的编辑工作、时而的聚会,罗孚习惯了常年深夜伏案写作,常常是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文章意味着另一种最好的保存手段。否则,我们今天同样无法见到罗孚记录下的文学的奥秘。

今天的读者可以从罗孚文集中找到许多优秀作家的身影,他们经历或坎坷或传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大部分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的家里发现罗孚的身影:从香港的金庸、梁羽生、林燕妮、西西、小思到大陆比较熟知的黄永玉、黄苗子、巴金、聂绀弩、周作人、曹聚仁、侣伦等一大批作家的照相集里,罗孚是一个带着大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即使是在一些很著名但也与我们这个时代时有疏离感的著名学者如徐复观、钱穆、邓尔雅等人,罗孚也一直保持着他对他们所研究领域和成就的熟知与敬意。

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罗孚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罗孚是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文学研究中颇为关键的人物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上个世纪末的那段时间没有罗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数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就像横空出世一样,我们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是如何突然涌现的,这些作家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创作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孚的写作今天仍是引导大多数普通读者乃至出版人的向导:他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作品,如何去理解那些作家,如何与创作者打交道。他甚至为我们隐隐规划出最优秀的作家和普通作家的一条界线,就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作家而言,他准确预言或揭示了他们创作中最为令人感动和深刻的地方,这对于有可能影响大众欣赏口味和阅读趣味的作家来说,真是福音。

通常而言,作为记者被遗忘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在风云变幻叵测的时代过后,一大批当初叱咤风云的名人记者变成了过眼烟云,他们所写的大多数文章很快被人忘却,然而罗孚却不会,不是因为他活得的时间比较长的缘故(他今年八十九岁,还不到九十岁),而是我们今天要研究香港的文化史、文学史还有报业史乃至研究大陆的文学史都不可避免要牵涉到罗孚提供的资料和他的评论,即使是他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言,他对金庸和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评论至今仍是少数最中肯和最出色的专业评论之一。

稍微有点现代文学知识的读者在阅读罗孚作品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但一般读者在阅读他的抒情散文时会觉得,他的抒情散文的风格有点虚空,尽管罗孚的抒情散文绝非言之无物。这可能与抒情散文的写作往往是一种激情喷发时的舒解有关,而将革命的激情与文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罗孚显然做得有点勉强,在罗孚写作的一生中,他首先是一个具有高度鉴赏力的大编辑,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及艺术家的天然联系维系于早期共同的革命激情之中,也同样在各种艰难挫折中得到加强,而且也恰恰是在磨难中文学开始展示出应有的深度。

在罗孚的文集中经常描写到的作家和文化人有叶灵风、聂绀弩、秦似、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董桥、巴金、萧乾等,有些作家是香港成长起来的,如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需要向更多的人推荐的,有些作家则是罗孚心仪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重要的文化人物与事件,与中国文化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当然,罗孚是一个既需要面对香港读者又面向内地读者的作家,同时他需要兼顾雅俗共赏的趣味。但是罗孚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有自己非常确定的想法,在《香港•文学革命•伟大作品》这篇文章中,罗孚对于过高地夸大香港文学有冷静的回应,他写道:“香港在中国文学上使人感到的,不仅是已经取得一席地位,而且是一席颇为崇高的地位了,靠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沙漠”,到“大师”,到“革命”,其间何止以道里计。……这样的变化,从文化的无到有,从文学的无到有,当然会引起我们这些香港人的欣喜。这样的变化,从文学地位的卑微到提高以至崇高,却似乎还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受到重视的只是新派武侠小说作品的本身,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时髦的谈论,还往往出入于严肃论题之间,在一些论文或报纸社论里成了引经据典的典故。这实在是使人不免有些惊异的现象,是很少在其它地方发生的吧。”

这并非贬低罗孚自己所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是表明一地的文学的成就并非如此简单确定的。

因此,罗孚把自己大量的写作的重点放在对作家作品的如林燕妮曾经是香港最畅销的小说作家,但大陆读者知道得不算多,不像金庸、梁羽生读者的认知程度很早就被大陆盗版书所普及和提高,即使不读金庸武侠小说也知道韦小宝的故事。但大陆评论界对香港通俗小说既褒也贬,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香港商战小说女作家梁凤仪小说的时候,评论界评说不多,因为人人都可以看出这样的小说浅显而明快,无需再加解读。罗孚介绍同样是流行作家的林燕妮却不同,林燕妮是一个比其他通俗作家更有趣味的女作家,金庸说她的文章“是用香水写出来的”。罗孚却发现了这个才女的文字具有某种“心细见微”的特点,一篇《才女强人林燕妮》如果从文学评论上来说显然拉杂了些,但读者却发现,罗孚的写人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完整人物的故事,就和罗孚写其他个性各异的作家一样。从林燕妮的出道、她的感情生活、金庸等对她的推崇以及林燕妮的文章风格,读来极其轻松毫无拔高之意:那是一个感性的世界,在这个感性世界里“别的都无谓说了”,因为感性只需要去直接体验,就像那个香香的粉色的枕头。

通常罗孚不会直接对作家们作品作出一种看上去很武断的评价,他从不随意吹捧作家,更不会用现在经常流行的媚语去讨好他所描写的作家。他了解这些作者的故事太多,完全可以用一种游刃自如的方式,将作者许多人生故事在不经意之间插入文中,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他所欣赏的作者独特而富有情趣的一面,读者阅读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样的描述似乎更为可信和接近真实。

罗孚是金庸新武侠小说的幕后推手,又曾与金庸和梁羽生同事,自然罗孚对金庸的历史了解得比很多人都多。金庸今天几乎是众口一致的新武侠杰出代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节节攀升直逼鲁迅身后。而罗孚笔下的金庸却非神圣之人,更像只有香港才能出产的一个敢于打拼的人,这是一个各种兴趣大到非同寻常的人:虽然不会武打,却不仅对电影感兴趣,还曾经学习芭蕾;五十年代甚至雄心勃勃地北上求职,希冀进入外交部••••••。罗孚在九六年写金庸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去介绍金庸的成就了,但他在《香港人与事》这部汇集了众多知名作家的文集中以罗孚式幽默这样来描述金庸作品:“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他们不仅骗孩子,厉害之处更在于骗大人(武侠小说被大数学家华罗庚称为‘成人的童话’,他老先生就是这样的‘成人’)。最厉害的是能骗那些身居高峰以至颠峰的大人。”这样的评论今天就很少见,是罗孚风格。

罗孚是一个很特殊的老报人,虽然他也是一个好作家。他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早期作品中包含着的革命激情因素较多,使得他对山川风景的描述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有时候读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他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感受与革命带来的改变之间并非完全协调一致,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像一条不适宜的人工花边镶嵌在自然的风貌之上,但他显然是一个内心容易沉静的人,不会喧嚣、狂热到失去应有的分寸。当他解读他人作品的时候占上风的是对艺术的客观判断,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文章具有的纪实性和洞察力使他的创作今天仍为一些读者津津乐道。

但是要全面地把握罗孚的作品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迄今为止他为别人创造的机会远远多于为自己留下的空间,如果上个世纪没有罗孚这样的作家记下那么多历史,也许就没有人再记得这些历史,许多历史真相也就随风飘逝得无影无踪。正如一位曾经受惠罗孚的作家所说“有些人有些事,如果没有人写下来,后世就不会知道,许多有价值的或值得后人反复回味思考的事,就从此湮没了”也因为如此,读者和研究者会更加期望从罗孚即将出版的100多万字的作品中寻找到我们解读现当代文学和作家的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找到可以解读他本人的更多线索,这样做对这个时代对后人都是一份有价值的精神馈赠。

正如一直与罗孚保持密切接触、从没有中断过这段历史研究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陈子善所说:“今年九十高龄的罗孚先生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自1950年代开始,罗孚一直活跃于香港新闻界和文艺界,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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