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搜索:
来自 文学作品 2019-07-26 03:01 的文章
当前位置: 澳门威斯尼斯人app > 文学作品 > 正文

创造sinophone一词有纠偏的考量【澳门威斯尼斯人

(46)在大陆从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早就不再是王德威所说的这种状况,这一事实想必王德威有所了解。虽然现在有一些从事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他们开始将学术视野投向大陆以外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的时候,他们的论述往往会因为固有思维、学术惯性、研究套路、知识结构等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有王德威所说的这些特点,但这些学者显然不具有代表性,不应该成为王德威论述所要针对的对象。

一、“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


澳门威斯尼斯人app ,(6)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我用“sinophone”literature一词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中国文学’——出自中国的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最大产地是台湾和“易手”前的香港,但是放眼整个东南亚地区,二十世纪以来sinophone literature的传统与实践都蔚然可观。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也有为数众多的作家用汉语写作,其中最耀眼的当属200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高行健。创造sinophone一词有纠偏的考量,过去对中国之外出版的汉语文学(literature in Chinese)的态度,若非熟视无睹或将其边缘化,便是选择性的,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甚或随意地吸纳一些作品到中国文学史中。在汉语被视为殖民语言的地方(如在台湾),sinophone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anglophone和francophone(2)。

王德威教授

(32)同上。

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史书美反抗/摆脱“Diaspora”以及“Chinesediaspora”,是因为“Chinese diaspora”(离散中国人)“是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视为由同一个源地产生的同一种族、同一文化和同一语言的普遍性概念”(20),而且这种离散“是与那种设定为渴望回到祖国的‘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修辞,以及西方对于中国性的那种永远具有外来异质性的种族化建构相共谋”的(21),这样的“Chinese diaspora”会导致“将中国视为中心与起源”并“暗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22),它的趋势是“整”的,是“合”的,是本质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她要“创造”出的史氏“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则是在(用错对象的)“反殖民”的基础上,“反中国中心”、与“正统”(主流/多数)中国对立、强调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地方性存在,它对“中国性”的反应是自主的乃至于是无视的,因此它的趋势是“分”的,是“离”的,是追求相对性、地方性和特殊性的。

王德威的“Sinophone”以及“Sinophone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在概念/理论的包容度和(文学)专业性上,比史书美要来得更加开阔和理性;在将这一概念/理论运用于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比史书美要来得更加深入和具体。如果说史书美对“Sinophone”以及“Sinophone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贡献,其价值主要体现为“开创性”以及“批判性思维”和“反抗精神”的话,那么王德威的贡献,则更多地体现为“建设性”和“理性思维”和(文学)“专业精神”。尽管王德威所提出的“三民(移民、夷民、遗民)主义”论、“后遗民”理论视野以及“‘势’的诗学”,在定义和论述上仍有语焉不详之处——应该仍在充实、发展和完善之中,但他的努力方向,却可能是“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未来发展的“主流”。

(26)、(27)、(28)、(29)、(30)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

(36)、(37)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大关键词》,《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

除了概念/理论的辨析之外,王德威还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分析,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理论具体实践于对世界性的华语(华文)文学研究—— 这是他推广、传扬“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并以研究实绩展示“华语语系文学”价值所在的另一个独特方式。在综合分析了杜维明“文化中国”、王赓武“在地中国性”、李欧梵“游走中国性”、王灵智“双重统合结构”、唐君毅“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周蕾“协商中国”、洪美恩(Ien Ang)“多元中国”、葛兆光“宅兹中国”、史书美“拒绝”被中国收编、石静远(JingTsu)“华语文化资本”论、黄锦树“华文离散、解放”论,并针对史书美的“Sinophone”以及“SinophoneLiterature”,提出了与之相异的“华语语系文学观”之后,王德威提出了他的“三民(移民、夷民、遗民)主义”论以及“后遗民”理论视野。

王德威对“Sinophone”以及“Sinophone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阐释,一方面是进行概念的理论辨析,另一方面是结合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分析进行实际运用。在概念的理论辨析方面,王德威既反对简单套用带有后殖民理论意味的“Anglophone”和“Francophone”来类比“Sinophone”,也反对“大中国延伸”。因为在他看来,华语语系文学与“‘后殖民主义’定义下的Anglophone是很不一样的,甚至说是反向的”(27),不过在“反向意义之外 ,我们又希望不要把华语语系文学的情况变成了中华文明、无远弗届的老牌的传说或者是迷思,好像中国什么样的文化历史政治因素影响都被移民带着走,到了哪个地方就落地生根,那样就变成了大中国的延伸” (28)。其次,王德威认为在华语语系中,语言“是最后的‘公分母’”,而“ ‘华语语系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定义”(29)。第三,对于中国大陆学界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方式,以及史书美创立的史氏“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的做法,王德威均表示难以认同,表示“中国内地各种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组织、会议、出版,其实存在着一个不可摒除的最后界限,即要归纳在一个大中国的传承之下,成为四海归心的一个象征。很多海外学者会觉得这种做法是过去的、老派的、传统的帝国主义的延伸,于是提出华语语系文学,使之成为对立面的说法。我个人的想法倒没有那么决绝。在我看来,将海外与中国内地相对立,是另一种划地自限的做法,……如果只强调海外的声音这一面,就跟大陆海外华文文学各种各样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站在反面而已”(30),有鉴于此,王德威认为“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展至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因为将华语语系文学代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正是“一个扩张我们对中国文学认识的极好角度”。在王德威看来,“如果你坚持‘大中国立场’的话,这个大中国一定是‘有容乃大’,要大到可以包容这些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另一方面,“对于分离主义者来说, 我觉得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也适用。……如果你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能量和自信来声明你自己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自为的状态(不论是政治或是文学的状态)呢?”。因此,王德威主张“我们应该更积极地用这个概念介入到中国内地文学的研究,也就是强调大陆文学也是华语语系文学的一种,而不是全部。”(31)

(5)英文原文为:of, having, or belonging to a populationusing French as its first or sometimes second language.注释(4)和(5)均援引自黄维樑的文章《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注释(2),《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

从史书美的英语“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到王德威的中文“华语语系文学”,在了解了“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和发展过程,以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立场之后,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理论(论域/话语“场”)的时候,应该会知所进退、有所取舍了吧。

(24)同上,第275页。

纵观“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理论,最初从英文学界发端,逐渐蔓延至汉语学界,从西方学者肇始,经过史书美的史氏化,再到王德威的王式改造,历经变异与发展,其中的开拓性和启发性,不言而喻;个中的洞见与偏见,所在多有;随之而来的批评及挑战,正未有穷期。事实上,在“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下面,史书美对后殖民理论的“误用”——以Anglophone和Francophone为借鉴“仿造”史氏“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完全学错了对象——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立场在学术论述上的投影;王德威对“三民主义”(移民、夷民、遗民)的概括、对(尚不十分明晰的)“后遗民”理论和“‘势’的诗学”的提出,则是从他的“位置”(立场)实施的对文学国家主义、(大)中国(大陆)文学中心论和“四海归心”、“万流归宗”的解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华语语系文学”与其说是个“‘势’的诗学”,不如说是个文学和意识形态交锋的论域/话语“场”,在这个论域/话语“场”里,史书美的“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希望实现的是要通过学术建构来表达她的意识形态诉求,她的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是明显的,色彩是浓厚的;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在更侧重学术阐释的同时,同样有着意识形态的表达,只不过相对于史书美,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意识形态色彩要相对“隐性”得多——应当说王德威是个有着大中华情怀的华人学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有他驻足的“位置”和立场,他对大陆学界文学“国家主义”、“(大)中国中心”和“四海归心”、“万流归宗”的判断,其实与事实不尽相符(46),而这个“不尽相符”,在我看来并不是王德威缺乏专业上的认识能力或无意的误判,而是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导致了他有意做了这样的概括——王德威既对史书美的史氏“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加以王德威化(使之变异),又以“解(中国文学)中心”的姿态拒绝采用并(客观上)忽略、无视乃至抵制、批判大陆学界提出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理论,从根本上讲也是他的意识形态取向作用的结果——这里面既有话语权的博弈,也有学术政治的较量(47)。

用“Sinophone”对抗/摆脱“Diaspora”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破”(Diaspora)一“立”( Sinophone)的“一体两面”,而联结这“一体两面”的“核心”,则是史书美对“中国(人)”和“中国性”的认知和判断。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王德威在“华语语系文学”中提炼出的“三民主义”,“顾名思义,移民离乡背井,另觅安身立命的天地;夷民受制于异国统治,失去文化自主的权力;遗民则逆天命,弃新朝,在非常的情况下坚持故国黍离之思。但三者互为定义的例子,所在多有”(36)。在将“华语语系文学”中的种种现象归纳为“三民主义”之后,王德威又以“后遗民”的理论视野对之进行统摄:“我所谓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不了。而‘遗’可以指的是遗‘失’,是‘残’遗,也可以指的是遗‘留’。……后遗民心态弥漫在华语语系的世界里,成为海外华人面对(已经失去的,从未存在的)‘正统’的中国最大动力。‘后遗民’不是‘遗民’的延伸,而有了创造性转化的意涵”(37)。为了具体说明他的观点,王德威选取了中国大陆文学中的代表作家鲁迅和张爱玲,对“台湾的鲁迅”(赖和、陈映真)和“南洋的张爱玲”(李天葆)进行了“华语语系”化的阐释,在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南洋(马来西亚)文学之间的对话、错置、递嬗以及遗“失”、“残”遗和遗“留”之中,以“后遗民”的理论视野对“华语语系文学”进行了“整合”(38)。如果说史书美借助“后殖民”理论的思路和背景,以“华语语系(文学)”来对“中国(人)”和“中国性”进行“后殖民”式的“对抗/摆脱”,那么王德威则以他自创的“后遗民”理论和观念,通过对全球性的“华语语系”(汉语/中文写作)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对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在内的“华语语系文学”,进行了“解”“(大中国)中心/四海归心/万流归宗”式的整合。

(45)在2015年1月号的《中山人文学报》上,王德威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的文章,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王德威一方面接受了张锦忠的“提示”,认可将“Sinophone”译成“华夷风”,另一方面他又保留了自己对“Sinophone”的王氏译法——华语语系(文学)。这说明对于Sinophone(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认识,王德威仍然在不断摸索、发展、变化、深化之中。这篇文章,是王德威实践他要拿出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实绩”(而不是总在理论思辨上兜圈子)的又一重要成果。或许在王德威看来,马来西亚社会(历史、政治、种族、文学制度与政策)与马华文学的关系,为他阐释“华语语系文学”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论述“样本”,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王德威继续运用他的“三民主义”(移民、夷民、遗民)论和“后遗民”理论视野(又追加了“后夷民”和“后移民”论述),超越殖民和后殖民语境,深入剖析华语语系文学中的马华文学这个“样本”,力图对马来西亚华人在“后夷民”语境下“后移民”行动如何在文学中留下痕迹并与其他华语语言社区互动进行论证,此外,王德威还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华语语系的“代入”,也给马华文学走出中国性/马国性的纠缠提供了可能,而将马华文学引向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王德威的这篇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虽然其中有些说法(如将马六甲“洋夷”编的《中文文法》、《圣经》翻译和报道与传教相结合的华文报纸作为马华“文学”的源头),尚可再讨论,但总的来说,这篇文章体现了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动向,值得关注。

(47)关于这一点,我另有专文讨论。

(4)英文原文为:All our programs are designed to advancethe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the linguistic, literary, cultural, social and/orpolitical tendencie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Our fields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clude all epochs of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most other English–speaking cultures; our linguists are working on varieties of English around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ur research thus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Anglophone societies andcultures on a global scale.

(23)同上,第270-271页。

最早在英文论文中使用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华人学者是史书美(Shu-mei Shih)(1)。在发表于2004年的英文论文《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中,史书美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她以注释的方式对“SinophoneLiterature”进行了界定:

结合史书美在相关论述中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定位(台湾与大陆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华语语系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当代台湾类似于一个“海外移民国家”(23)),我们可以知道她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反过来,史书美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也在她的学术论述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这种意识形态痕迹在某种程度上讲直接影响到了她的学术论述,使得她经由对“Sinophone”的定义,完成了对 “Chinese diaspora”(离散中国人)“这个系统性概念” 的拆解;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中国中心”的反抗与解构;重新思考‘源’(roots)和‘流’(routes)的关系——“当‘流’可以成为‘源’的时候,多维批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24);建构起将“中国大陆主流文学”排除在外的史氏“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理论。从深具“批判思维”、引入/建立新观念、强调本土性/地方性的角度看,史书美的学术建树自有其价值,但她错误“套用”后殖民理论,对所谓“中国中心”并不符合实际的“反抗”,则使她的相关论述,陷入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当中——“是”是指她的一些具体观点颇有新意,“非”则是指她总体的批判/反抗矛头指错了对象。

澳门威斯尼斯游戏 ,(12)同上,第47页。

“中国(人)”在史书美那里,专指中国大陆地区——台湾(人)被非常明确地排除在外,香港(人)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而“中国性”,则是“指向一种以民族为主的分类方式”(9)。在史书美看来,“所谓‘中国人’与‘中国性’这一类概括式名词的问题,乃在于这类名词皆是由于中国与境外国家接触、以及与境内他者的对抗而产生。……这类名词所指的是主流的特定族群伪装成全体大众,与西方对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性的简化概括同谋……因此,所谓的‘中国人’与‘中国性’这类名词,无论是被他者指派还是自封的称号,都是对于词汇的操纵”(10),也就是说,史书美认为以往用“Diaspora”来研究中国人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研究是把“离散中国人”(Chinesediaspora)“理解为‘中华民族’(ethnic Chinese)在全球分散的概念”(11),并“隐含了汉族中心主义”(12)。对此,史书美特别强调:

(40)朱崇科:《再论华语语系(文学)华语》,《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史书美女士

(42)汤拥华:《文学如何“在地”?——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与实践》,《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

基于这样的认识,史书美“创造”出“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以取代“Diaspora”、“Chinese diaspora”和“Diaspora Literature”,用以研究中国之外的华人社群以及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按照史书美对“Sinophone”的定义,它是指“包含了在中国之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Sinophonelanguages)的各个区域。华语语系族群就像其他非大都会中心(nonmetropolitan )地区必须使用大都会中心(metropolitan)语言一样,也有着一部殖民史”(14)。在类比了法语区(非洲与加勒比海)、西语区(拉丁美洲)、英语区(印度及非洲)和葡语区(巴西和非洲),并指出“这些帝国的文化统治却在殖民地留下了相同的后果,亦即相似的语言后果”之后,史书美得出的结论是:“当中国文化是文化帝国的时候,书面的、古典的汉字是东亚许多地区的共通语言”,“例如古典汉字经过在地化之后还留在标准日语与韩语中,亦即日文汉字与韩文汉字”(15)。

(31)以上几处引文均出自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

(19)同上,第56-63页。

(15)、(16)、(17)同上,第54页。

从“Anglophone”和“Francophone”两个词产生的背景和关注对象来看,它们要处理的是全球性的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共同使用英语、法语时,在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等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之所以使用英语和法语,是源自英、法两国曾经实施过的殖民统治。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这个“词系”(包括“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ophone”、“Lusophone”等),早期是为了呈现一个事实——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伴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展,成为了一种在他们各自的殖民地强行推广的殖民语言,后来则被学者们将之置于后殖民理论的背景下,强调历史上的殖民地在使用殖民宗主国语言时,虽然其语言常常被视为“亚流”(相对于殖民宗主国而言),但其重要性/独特性其实并不亚于殖民宗主国所使用的“正宗”语言,因此,殖民宗主国和(历史上的)殖民地都使用的殖民宗主国语言,就“平等地”构成了一种“语系”的关系。而一旦“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ophone”、“Lusophone”这个“词系”被赋予了这样的认知,它就颠覆了殖民宗主国的“中心”地位,实现了对(历史上的)殖民宗主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语言“中心”(高等)地位的解构。以这样的背景来看,史书美借鉴“Anglophone”和“Francophone”“创造”出的史氏 “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是否能与之“同构”和“匹配”,其实大成问题(8)。

“Sinophone”这个词被 “创造”出来以后(在西方学界,源自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仿造而“创造”出来的词还有“Hispanophone”、“Lusophone”等),与“literature”连接在一起,就成了“Sinophone Literature”。对于这个短语该如何翻译成中文,王德威在2006年(“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出现两年后)的一篇文章中认为:“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不过由于这样的译法“对识者无足可观”,因此他参照“Anglophone”和“Francophone”被译成“英语语系”和“法语语系”的成例,将“Sinophone Literature”译成“华语语系文学”(6),这样的译法,目前已得到汉语学界的公认(7)。

因此,王德威在以“后遗民”理论视野统摄他的“华语语系文学”“三民主义”(移民、夷民、遗民)之后,又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根’的政治和‘势’的诗学”,在王德威看来,“中国(论述)”为“根”,“更具辩证潜能而且具有审美意义的诗学”为“势”,“如果‘根’指涉一个位置的极限,一种边界的生成,‘势’则指涉空间以外,间距的消长与推移。前者总是提醒我们一个立场或方位(position),后者则提醒我们一种倾向或气性(disposition/propensity),一种动能(momentum)。这一倾向和动能又是与立场的设定或方向的布置息息相关,因此不乏空间政治的意图。更重要的是,‘势’总已暗示一种情怀与姿态,或进或退,或张或弛,无不通向实效发生之前或之间力道,乃至不断涌现的变化”,而且,“‘势’也是发动主客不断易位的批评策略。内与外的‘差异’有待打开,彼与此的‘间距’必须持续厘清”,它“来自对无中生有,抟虚作实的文学现象或想象的注视”。王德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不是差异的轻易确立或泯除,而是识别间距,发现机遇,观察消长”——也就是说,“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在此时的王德威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在变动不居中不断发展的“势”(45)。

(44)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 期。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1

英语中原本没有“Sinophone”这个词,它是被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3)。当然,说“创造”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无中生有”,而是根据英文“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构词法“仿造”而来。因此,要想了解“Sinophone”的来龙去脉,必得首先对什么是“Anglophone”和“Francophone”有所知晓。根据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对其“Anglophone”研究系(TheDepartment of Anglophone Studies)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从中知道“Anglophone”究竟为何。这个系“设立的所有项目,都是为了增进学生对英语世界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和/或政治发展潮流的知识。……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包括了英美以及绝大多数其他英语国家所有时代的文学与文化;语言研究则专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英语以及英语这种语言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刻理解‘Anglophone’社会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4)。至于什么是“Francophone”,根据《麦维辞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为“Francophone”所下的定义,则是: 与以法语为第一语言或有时是第二语言的人口有关的事物。按照《麦维辞典》的记载,这个词早在1962年甚或更早就已经出现了(5)。

三、对“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批判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2

王德威不但这么“说”也这么“做”。2007年12月6—8日,他在哈佛大学组织召开了“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文学与离散写作” 学术研讨会(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and DiasporicWritings)(35),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会议就华语语系文学的相关问题做了多方面研讨(包括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华语语系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和学术政治等议题),这次会议在史书美用英文“创造”“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三年之后召开,可见王德威利用哈佛大学和他自身的文化资本展开“华语语系文学”的深化和推广工作,是多么的及时和用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王德威已将他对“华语语系文学”的个人认知,代入其中,并有意识地,对史书美的史氏“华语语系文学”观,进行纠偏、修正、补充和位移,并使之产生了变异。

(35)2015年夏,由王德威主导的“2015华语语系研究国际研习营”在台湾中兴大学举办。参加研习营的30名学员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除了王德威亲临授课之外,主讲者还有黄宗仪、陈培丰、蔡建鑫、廖振富、张锦忠等。

(21)同上,p25.

也就是说,当王德威在使用“Sinophone”以及“Sinophone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这一“能指”时,他实际上已经对史书美“创造”的史氏同名概念进行了“所指”改造,借助于对“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王氏”解释,王德威将对它们的阐释/再造权,转到了自己的手中,并使之发生了变异。

(1)目前所知最早在文中提及“Sinophone”的华人学者是陈鹏翔(陈慧桦)。1993年5月,他在《文讯》杂志革新第52期(总号91)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世界华文文学:实体还是迷思》,文中提及“华语风”(Sinophone),并称“Sinophone”为其“本人杜撰”——其实早在1988年,英语学术界就有学者使用这个词(见注释3)。不过,虽然陈鹏翔(陈慧桦)提及“Sinophone”一词比史书美要早了将近十年,但“Sinophone Literature”却是史书美的“创造”。而“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虽然关系密切,但两者毕竟有所不同。史书美不但是“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创造者,而且相对于陈鹏翔(陈慧桦)对“Sinophone”只是简单提及,她还是对“Sinophone”一词有她自己独特的界定和指向(不妨将之称为“史氏Sinophone”)的使用者,因此本文仍将史书美视为是华人学者中率先使用“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开创者。

(7)将“Sinophone Literature”翻译成“华语语系文学”是王德威的“发明”(见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即便是史书美,也接受了王德威的这一汉译。不过在《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一文中,王德威又接受了张锦忠的“提示”,认为也可以将“Sinophone”译为“华夷风” (见《中山人文学报》2015年1月号)。我本人则主张将“Sinophone”译成“汉声”(见《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香港文学》2013年第5期)。这说明仅仅是“Sinophone”如何汉译,就有着“华语风”(陈鹏翔)、“华语语系”(王德威)、“汉声”(刘俊)和“华夷风”(王德威)等不同译法,可见对于“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认识,仍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和“生长”之中。参阅注释(45)。

对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理论中“反离散”、“在地性”观点批判最为有力者,为汤拥华的文章《文学如何“在地”?——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与实践》(42),在这篇文章中,汤拥华认为史书美“反离散就是在不承认边缘地位的前提下立足边缘谈问题……‘语系研究’这一表述给出的是‘整体研究’的期许,而如果摒弃源与流,根与叶这类想象,很多时候便不得不在反整体的逻辑下谈整体”。文章对史书美提的三个问题,虽然由于作者对史书美理论诉求的(政治)动机不甚明了,但他对史书美理论本身的批判,却极具杀伤力:(1)“史书美虽然强调历史,强调过程,但她对历史与权力的关系的考察却难称辩证——她反复强调历史中有权力,却不肯承认历史本身的权力,也就是说,她尽可以揭示中国这一概念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但能否据此说‘没有中国’?”;(2)史书美相信视角或者思维方式的转换是决定性的,但“真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它或许只是‘元叙事’逻辑的延续,是另一类型的‘启蒙谬误’”;(3)“志在解构中国中心主义的华语语系研究,岂不是在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方案,华语语系研究岂不是以‘反本质主义’为取向的当代西方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向新的研究领域的推进?而那些受到完整西学训练的华裔知识分子,在寻求更能针对东方以及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时,岂不是代表西方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如果说朱崇科对史书美的批判,更多的是从“问题”入手,赵稀方对史书美的批判,更多的是从“理论”入手,那么汤拥华对史书美的批判,则更多的是从“论述机制”入手。相对于王德威从“范围”和“立场”入手,对史书美的概念/理论进行变异和王德威化,三位大陆学者对史书美的批判,更加尖锐也更加致命。

由此,史书美得出的结论是:(1)“华语语系的概念所强调的并不是个人的民族或种族,而是在兴盛或衰退的语言社群中所使用的那些语言。华语语系并不与国族血脉相连,其本质上是跨国的与全球的,包括了所有使用中的汉语语言。由于这种残存的特性,华语语系以移民社群为主,横跨各洲大陆以及汉人为多数的社会中,包括台湾、新加坡、与回归前的香港”;(2)“华语语系与中国的关系充满紧张,而且问题重重,其情况与法语语系之与法国、西语语系之于西班牙及英语语系之于英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暧昧又复杂……华语语系更多时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3)“华语语系研究的目的毋宁是检视华语语系族群与中国的关系是如何愈来愈多样化、愈来愈问题重重”;(4)“华语语系这个概念对不同的汉语语言的文学创作来说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类方法。在此之前,中国境内与境外使用汉语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隔,而这种现象造成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用汉语语言(无论是否为标准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经常被忽视、甚至完全被无视。而英文的学术界常用的分类标准如‘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来自中国的文学)以及‘中文文学’(literature in Chinese,来自中国境外的文学)则平添混乱。英文中的‘Chinese’一词抹除了‘中文’( Chinese)与‘华语语系’(Sinophone)之间的界限,而且很容易陷入中国中心论而不自知”;(5)“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可以视为华语语系文学之一,因为这些作家不是经历了外部殖民(如果他们希望独立自主)就是遭到内部殖民(如果他们感到受压迫)。他们也许用汉语写作,但是他们的感觉结构与‘政治文化的中国’(Politico-cultural China)相对,也与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相对……因此,华语语系作为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异质实践,应当取代目前所谓的‘中文’概念”;(6)“华语语系的定义必须以地方为基础,……对二十世纪后期的台湾来说,华语语系已成为一个自觉的概念,因为其认知且和平推翻了国民党的中国大陆殖民主义,……对九七后并入中国政体的香港来说,华语语系随着香港回归而可能日渐消失,成为中国政体的一部分”;(7)“华语语系坚守中国境外不同的定居地、坚守中国境内的少数地位以及以具体时空作为表述的方式,都是其历史特质所在之处。不像日本与韩国这些前现代的华语语系世界,当代的华语语系并不是古典中华帝国的存在证据,也不像崛起中的中华帝国般,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统地拥有中国性。除了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以外,当代华语语系表述能够自己决定如何回应或完全忽视这类主张”(19)。

(11)同上,第46页。

(39)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2)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of Recognition”,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119(2004),pp.16-30.转引自汤拥华《文学如何“在地”——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与实践》,《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

(18)同上,第54-56页。

从史书美对“Sinophone”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她的这个概念具有如下特点:(1)华语语系既是地方的也是跨国的,它强调的是语言社群而不是国族;(2)华语语系是反中国中心的;(3)华语语系族群反映了与中国关系的多样化;(4)华语语系也适用于文学划分,并可依此将中国境外的汉语写作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汉语写作纳入其中;(5)华语语系帮助台湾推翻了国民党的中国大陆殖民主义;(6)当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它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不再属于华语语系;(7)当代华语语系对于中国性可以做出自己的回应或根本就忽视中国性。

注:

虽然史书美也注意到了“当代身在海外的华语语系族群,除了少数例子之外,很难说与中国有殖民或后殖民的关系”(16),但她却强调“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其他的共同点”(17)。史书美以新加坡、台湾(将它与加拿大的魁北克相类比)、“回归前”的香港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为例,说明这种“共同点”主要表现为:(1)新加坡类似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汉语国家;(2)台湾则像移民时期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定居殖民地(Settle colony)”;(3)台湾还与加拿大的魁北克相似——因为“在台湾原本由国民党政权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大一统中国的认同,逐渐被本土化的新台湾人认同取代”;(4)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鲜少使用中国官方定义的标准语言(国语、普通话),相反地,他们会使用他们移居之前就早已熟悉的各地方言”;(5)在“九七”前的香港,华语语系表述“更具有反殖民、反中国霸权的意义”(18)。

史书美对英语学界长期用“Diaspora”、 “Chinese diaspora” 和“Diaspora Literature”来指称中国境外的华人以及他们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表示不满,故而要借助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仿造,“创造”出“Sinophone”以及由此衍生出的“Sinophone Literature”以对抗/摆脱 “Diaspora”、“Chinese diaspora”和“Diaspora Literature”。由此可见,“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两个概念的生成动因有二:一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仿造;一是对“Diaspora”以及由此衍生出的“Chinese diaspora”和“Diaspora Literature”的对抗和摆脱。

在汉语学术界,除了中国大陆学者对“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迷思”进行批判之外,香港(台湾/澳门)学者黄维樑也对“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13年1月,他在《福建论坛》发表了《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一文(43),针对王德威发表在2006年7月号《明报月刊》上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中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展开批判。黄维樑认为,首先,“华语语系文学”中的“语系”一词就不妥,因为“在语言学上,语系一词相当于英文的family of languages,全球的语系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高加索语系等十多个。……汉语(粗糙地说则为中文、华文、华语)属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仅是汉藏语系的一部分。……‘华语语系文学’一词弊在名不正,弊在不精确,容易引起误会:误会汉语(粗糙地说则为中文、华文、华语)是个巴别塔(Tower of Babel)般的语言大家庭,其中有多种语言。‘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是‘华语文学’就是‘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的‘语系’一词是多余的,只会引起不懂汉语(粗糙地说则为中文、华文、华语)的人的误会”;其次,黄维樑认为“王氏的‘华语语系文学’指涉的范围,具有相当的弹性”——也就是不够明确和稳定;第三,黄维樑认为“王氏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其针对性不言而喻”——针对大陆的“文化或政治霸权”;第四,黄维樑认为已经有“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说法,因此没有必要巧设名目(指“华语语系文学”),来“对抗大陆文学”;第五,黄维樑赞同“汉语新文学”的说法。

(13)同上,第48-49页。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3

大一统的离散中国人概念令人不免心生怀疑,因为它一方面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海外华侨’修辞相互关联,认为所有侨民都想落叶归根,重返中国原乡;另一方面,它又声援西方国家利用种族化的中国性来作为永恒异国人的说辞。事实上,在横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当地讲各种华语的人(the Sinophone people)早就已经在地化,并成为当地本土的一部分了(13)。

(9)、(10)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8页。

(14)同上,第53-54页。

(8)由于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与其他具有使用汉语(中文、华语、华文)社群的国家和地区不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汉语“输出”,也不存在英、法等国那样依靠殖民统治向殖民地强行推广自己语言的现象,由是,史书美在这里“仿造”“Anglophone”和“Francophone”“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史书美个人色彩的Sinophone(“史氏Sinophone”),其实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一种不合适的“误用”。参阅刘俊《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香港文学》2013年第5期。该文后作为绪论,收入《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22)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62页。

刘俊

面对黄维樑的批评,王德威以《“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44)一文予以辩驳,并对自己以往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拓展和深化。王德威在文章中,首先表明黄维樑对“语系”一词的指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史书美,自己“对Sinophone/华语语系的用法自有理论的脉络”(意思就是说他和史书美是不一样的),不过王德威也承认,黄维樑的批判,“促使我思考,此前我刻意在Sinophone和其他语种离散传播现象上作出对等翻译,反而模糊了问题的焦点”。其次,对于黄维樑在文章中认为可以把Sinophone译为“汉语文学”,王德威明确表示了异议——因为“与汉语相比,华语有相对较大的地域、文化、族群、语言/语音的驳杂性和包容性”;第三,他对于黄维樑“将来自‘中国’的汉语文学视为万流归宗的隐喻”表示不能认同,认为黄维樑赞同的“汉语新文学”,“在努力推动汉语文学大团圆之余,有意无意忽略了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并在国家主义的名义下,忽视了在不同历史经验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有鉴于此,史书美认为再用西方英文主流学界惯用的“Diaspora”以及“Chinese diaspora”来研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在史书美看来,在这两个概念背后存在着“大有问题”的“大一统”的“汉族中心主义”。

当英语世界的“Sinophone”以及“SinophoneLiterature”以中文的“华语语系文学”面目传播到汉语学术界之后,这一概念/理论在引起人们关注、重视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和批判。虽然王德威的谦谦君子之风,使他不会在学术争论中锋芒毕露,但他还是以“柔中带刚”的风格,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与史书美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显著差异。这大概是有关“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最早的“争辩”,虽然这场“争辩”碍于史书美和王德威的私人友情而只是“各说各话”,并没有演变成公开的“论争”,但其他学者,对史书美和王德威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一些观点的批评,就没有这么客气了。2010年,大陆学者朱崇科发表了一篇题为《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的文章,对“华语语系”这一概念提出的“洞见”(去中心化、本土性凸显)进行了肯定,对其中的“迷思”(跨殖民的过度泛化、语言的泛政治化)进行了批评,并对“华语语系”这一概念导致的论述空间的提升(排除在外与“包括在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需加深对中国性的认识并提倡互补与共进)(39)。到了2014年,朱崇科又发表了一篇《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的文章,在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冲击力”和“跨学科性”表示认同的同时,对史书美的“反离散”论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一种“对抗性贫血”(一方面史书美的“反离散”缺乏对如马华文学这样的文学现实的真正了解,另一方面,将中国大陆文学剔除在外,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就成了“关起门来自己过家家的短命操作”)(40)。2015年,赵稀方发表了《从后殖民理论到华语语系文学》一文,从理论上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后殖民“误用”进行历史追溯和深度剖析。赵稀方通过对“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少数文学”(Minorliterature)及后殖民理论中“混杂”(Hybridity)概念的辨析,指出史书美把不同区域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进行对抗,是“误用”了后殖民理论及少数文学理论。这种从后殖民理论入手对史书美的相关论点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可谓击中了史书美“理论缺陷”的要害(41)。

(43)黄维樑:《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该文的香港版发表在香港的《文学评论》2013年8月号。

(3)英文Sinophone一词目前所知最早由西方学者Ruth Keen在1988年首次使用,他用Sinophonecommunities来定义包含“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在内的中文文学(Ruth Keen:“Information Is All That Count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omen'sWriting in German Translation”.Modern ChineseLiterature 4.2(1988),pp.225-234.)

二、“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变异与发展

在“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出现以前,英语学界通常用“Diaspora” 以及由此衍生出的“Chinese diaspora”、“Diaspora Literature”来指称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地华人以及他们用汉语写就的文学作品。按照维基百科(Wikipedia)的解释,“Diaspora”一词来自希腊语的“ διασπορά”,原意是指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源头的散居人群,也可以指从自己的故土外出移居的人群。“Diaspora”后来逐步变成专指历史上大规模的非自愿移居,如犹太人被迫从约旦迁出、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希腊人的逃亡、跨非洲—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出现在中国南方或南亚印度的苦力贸易、20世纪被放逐的巴勒斯坦人以及被放逐流放的切尔克斯人等。近年来,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原因,如帝国主义、贸易、劳工移民、diaspora社群内部的社会凝聚类型以及它与故土的关联性等,对不同类型的diaspora进行了区分,一些diaspora社群仍然与他们的故土保持着有力的政治联系,其他一些特质则可能被认为是众多diaspora的典型形态,如回归的意念、与其他diaspora社群的关系以及缺乏对居住国的全面融入等。

(25)2014年6月8日,史书美在新加坡接受访谈时,对她的“去中国中心”论进行了辩解,强调她提出的“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它也是对在地的不同的中心论的挑战”。这次访谈应当说是史书美用中文来阐述她的华语语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在她的这次中文表述中,可以发现相对于她以往的英语表述已有所调整——这可能是她的论点有所变化和发展,也可能是她面对中文世界时采取的策略性举措。见许维贤、杨明惠:《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史书美访谈录》,《中外文学》,第44卷第1期(2015年3月)。

(41)赵稀方:《从后殖民理论到华语语系文学》,《北方论丛》2015年第2期。

王德威虽然在汉语学术界大力弘扬和推广华语语系文学,但他的“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与史书美的同名概念“能指”相同“所指”却有所区别,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包不包括”中国大陆的主流(多数)汉语文学(也就是大陆学界通常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史书美那里,非常明确是“不包括”的,可是在王德威那里,中国大陆的主流(多数)汉语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却是他的“华语语系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系”。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就是指“中国内地及海外不同华族地区,以汉语写作的文学所形成的繁复脉络”(26)。

(20)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23.此为我的自译。

在海外华裔学人中,使用/推广/倡扬“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最为有力者,非王德威莫属。史书美虽然在英语学界“创造”了史氏“Sinophone”以及“SinophoneLiterature”这一概念/理论,但她对在汉语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推广这个概念/理论并不热心和积极——大概她也意识到这个概念/理论在学术论述背后附着的浓重意识形态/政治色彩,很难被中国大陆学界接受(25),而王德威则接过了“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的汉语传播大旗,用力甚深且勤,成为在汉语学术界传播这一概念/理论最有力的推动者和最权威的阐释者。身为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学术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华人学术界自然不言而喻,因此经过他的大力传扬,“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理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为众多学者所袭用。

(33)、(34)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8)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

史氏“Sinophone”的出现除了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仿造”之外,“Diaspore”是史书美“创造”史氏“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的另一个“动力” ——只不过这一回“Diaspore”是以“他者”和“对立面”的方式,从“反向”上提供的“动力”。

王德威左右开弓,既不赞成划地自限,将“华语语系文学”只局限在中国之外,而主张应该将中国大陆文学也包含在其中(所谓“包括在外”);也不认同所谓的“在一个大中国的传承之下,成为四海归心的一个象征”,而是在涵容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前提下,强调“华语语系文学虽然“在海外都面临花果飘零的困境”,却“依然创造了灵根自植的机会。”(33)也就是说,王德威一方面将“中国大陆”文学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并对史书美在“华语语系(文学)”的学术论述背后嵌入对抗中国的意识形态表示难以认同,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大陆学界喜欢以国别视野来界定文学边际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毋需“浪漫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万流归宗式的说法。……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众声喧哗的事实。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各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 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于其他。……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34)。很显然,王德威在既反史书美,也反中国大陆学界的基础上,把“Sinophone”以及“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视为是个打破万流归宗、破除国别疆界、整合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论述的一个话语/理论平台,这个平台以语言为基座,在开放和动态的形态下,为学术格局的改造和理论创新的升级,提供新的学术视界和论述方式,让世界性的华语(华文、汉语、中文)文学得以“众生喧哗”。

本文由澳门威斯尼斯人app发布于文学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创造sinophone一词有纠偏的考量【澳门威斯尼斯人

关键词: 作家 期刊 华语